光宗朱常洛死时，其长子朱由校年已十六，而且朱常洛已经于死前向大臣明确表示由他继位，要求大臣们“辅他为尧舜”因而，这时由他继任皇帝，是没有任何争论的。但是，李选侍“偃然以母后自处”有干预朝政的野心，所以极力制造障碍，于是与正直派官吏发生了激烈的冲突，使得朱由校的即位过程充满了斗争，明代历史上的又一著名案件—一移宫案由此而发生。李选侍恃宠骄横，早在万历年间即曾欺凌朱由校的生母王氏，致使王氏于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三月含愤死去。她对地位权力极为热衷，在光宗在世时，为急于得到皇后的身份，竟不择手段。

泰昌元年(1620年)八月，光宗于重病中召见阁部大臣，口谕“册封李选侍为皇贵妃”;躲在门幔后的李选侍甚为不满，当即“从门幔中”将陪同接见大臣的朱由校“手挽”“而入”,嘀咕了一阵之后，“复推之”出，使之不得不按其要求向光宗说：“要封皇后。”见此情景，被接见的大臣“相顾错愕”,连光宗也为之“色变”。光宗死时，李选侍不仅皇后位号未曾到手，连皇贵妃的册封也未及进行，但她对地位权力的追求不减既往，经过与心腹宦官李进忠等相谋，企图“挟皇长子自重”,从而给即将进行的朱由校继位登极一事，抹上了一层令人担忧的阴影。李选侍挟皇长子自重的阴谋如果得逞，对于封建秩序的稳定是极为不利的。这使正直派官吏无法接受。

另外，李选侍与郑贵妃的密切关系，也决定了正直派官吏不可能容许李选侍染指朝廷大权。与正直派官吏关系密切的太监王安，及时地将李选侍的这一阴谋通报给外廷，正直派官吏杨涟、左光斗、刘一燝及周嘉谟(吏部尚书)等立即作出对策。泰昌元年(1620年)九月一日，光宗死后时间不长，杨涟等人就来到了紫禁城中，杨涟鉴于李选侍尚据乾清宫，与其他大臣约好：到达乾清宫后，先“亟见”朱由校，“即呼万岁，拥出乾清(宫),暂居慈庆(宫)”,以使朱由校摆脱李选侍的控制。当诸位大臣一齐来到乾清宫门前时守门太监“持梃不容入”,杨涟厉声相责，乃得入。在对死去的光宗行过入临礼之后，刘一爆诘问旁边的太监们：“皇长子当柩前甲位，今不在，何也？太监们“东西走”而“不对”。这时，朱由校正被李选侍藏在本宫暖阁，不得出，王安即上前报告：“为李选侍所匿耳。”

接着，王安入内见选侍，骗她说：“第出即返。”遂挟朱由校“趋出”,“及门，中官数辈追及，揽衣请还”,杨涟将之斥退。刘一等因掖朱由校“升辇，至文华殿”,举行了“即东宫位”的典礼(前此尚未正式举行过这一典礼)。“事稍定，选侍犹趋(朱由校)还乾清(宫)”。刘一燝对朱由校说：“乾清不可居，殿下宜暂居慈庆(宫)。”朱由校“心惮选侍，然之”,遂去了慈庆宫。时议定于本月六日正式即皇帝位。周嘉谟奏请朱由校：“今日殿下之身，是社稷神人托重之身，不可轻易；即诣乾清宫哭临，须臣等到乃发。”朱由校很赞同。为了使朱由校在正式即帝位时能住进皇帝应住的乾清宫也为了使李选侍彻底丧失干政的可能，自九月二日起，左光斗等开始采取措施，逼迫李选侍搬出乾清宫。九月二日，左光斗、周嘉谟各上疏请选侍移宫。

左光斗的奏疏说：“内廷有乾清宫，犹外廷有皇极殿，惟天子御天得居之，惟皇后配天得共居之”;“选侍既非嫡母，又非生母，俨然尊居正宫”,“名分谓何？”“及今不早断决将借抚养之名，行专制之实，武氏之祸，再见于今，将来有不忍言者”。这几天的廷臣奏章，是先经乾清宫，而后才能到慈庆宫。李选侍一见左光斗的奏疏，勃然大怒，“将加严谴”,“数遣使宣召光斗”,而左光斗不听其令，说：“我，天子法官也，非天子召不赴。若辈何为者？”李选侍更怒，邀朱由校到乾清宫商议，朱由校也不肯往，“使使取其笺视之，心以为善”,并反过来催选侍“择日移宫”。初五日，传闻欲缓移宫期，杨涟及诸大臣毕集慈庆宫门外，非常着急，因为次日即到朱由校即皇帝位的日期了。杨涟“语(方)从哲趣之”,方从哲却答以“迟亦无害”。

杨涟当即反驳说：“昨以皇长子就太子宫犹可，明日为天子，乃反居太子宫以避宫人乎？即两宫圣母(指光宗后郭氏及朱由校生母王氏)如在，夫死亦当从子。选侍何人，敢欺藐如此！”当时太监来来往往者甚多，有的说“选侍亦顾命中人”。杨涟斥之，说：“诸臣受顾命于先帝，先帝自欲先顾其子，何尝先顾其嬖媵？请选侍于九庙前质之若曹岂食李家禄者？能杀我则已，否则，今日不移，死不去。”刘一燝、周嘉谟帮助他说话，“词色俱厉，声彻御前”。后皇长子使使宣谕，乃退”。

但杨涟又抗疏说：“选侍阳托保护之名，阴图专擅之实，宫必不可不移，臣言之在今日，殿下行之在今日，诸大臣赞决之，亦惟今日。”由于杨涟等人理直气壮，态度坚决，朱由校也下了“即日移宫”的旨意，加之王安在内“恐吓”,李选侍无计可施，只好于当天移出乾清宫，改居仁寿殿。第二天，朱由校正式即帝位。不久，诏改次年为天启元年。自光宗死到朱由校即位，其间共六天，史载杨涟为定这次“宫府危疑”,与刘一燝等共同奋斗，费尽心力，事情过后，累得“须发为之尽白”。在李选侍移出乾清宫之时，杨涟曾对诸大臣说：“选侍不移宫非所以尊天子。既移宫，又当有以安选侍。是在诸公调护，无使中官取快私仇。”

这是很周到、很正确的想法，它符合当时的道德规范，有利于政治上的稳定。但由于形势的复杂，他们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当李选侍由乾清宫搬出时，太监刘逊、刘朝、田诏等乘机“盗内府秘藏”,经过乾清门，“金宝坠地”,被发现，明熹宗大怒，“下法司按治”,“词连(李)选侍父”。“诸奄计无所出”,即散布流言，说被逼移出乾清宫的李选侍上吊自杀、其女皇八妹入井”,用以“荧惑朝士”。在政治上喜好投机的御史贾继春，遂上书内阁，“谓不当于新君御极之初，首劝主上以违忤先帝，逼逐庶母，表里交搆，罗织不休，俾先帝玉体未寒，遂不能保一姬女"。

于是左光斗“上疏述移宫事”,明熹宗也传谕内阁指斥“选侍气殴圣母，及要挟传封皇后与即日欲垂帘听政”的种种罪状，又明白宣布，目前李选侍已得到“奉养”,“尊敬不敢怠”。大学士方从哲接到此谕，以“皇上既仰体先帝遗爱，不宜暴其过恶，传之外廷”为由，将之封还。明熹宗不肯接受方从哲的意见坚持将这道谕旨发抄出去。接着，给事中周朝瑞与贾继春辩驳起来，周朝瑞谓贾“喜树旌旗，妄生题目”,贾继春则谓“保全选侍，盖亦人伦天理、布帛菽粟之言”,并说“主上父子相继，宗社何尝不安，而必待倾选侍以安之”?又称“伶仃之皇八妹入井谁怜？孀寡之未亡人雉经莫诉”。杨涟恐贾继春之说传播开来，“使今日之疑端，成他时之实事”,亦上“敬述移宫始末疏”,叙述了移宫前后的详细情况。明熹宗见疏大喜，“优诏”表扬他“志安社稷”。

不过，贾继春及其同党对之更加恼火，“诋涟结王安，图封拜”。杨涟不胜其愤，“抗章乞去”,明熹宗“褒其忠直”,“许之归”,时在泰昌元年(1620年)的十二月。第二年春，贾继春出按江西，便道还里，“见帝诸谕”,乃上疏“自明上书之故”,自称是为了“效忠规劝”,并“惶恐引罪”,将自己所谈说是“得之传闻”。但将最关键“雉经”、“人井”两语隐下不讲。明熹宗对之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并“除名永锢”,时为天启元年(1621年)四月。②上述杨涟、左光斗等逼迫李选侍移出乾清宫一事及关于此事的争论，就是所谓的移宫案。它与万历年间的梃击案、前此不久发生的红丸案，合称三案。自杨涟、贾继春相继离开朝廷后，关于移宫案的争论暂时停息，但不久又重新开展起来。